1996年4月日美发表的《安保联合宣言》，是两国政治高层设计的跨世纪安全战略。1997年9月发表的《新防卫合作指针》为两国军方界定了军事矛头所指范围和对象，核心是敲定了日本在“周边”如何配合美军行动。刚通过的新指针相关法案，则为实施“新指针”提供了法律基础。这危险的几大步表明，日本的国家走向、安全思想、军事战略及政治思潮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。
在基本国策上，经济至上的中心任务被“政治大国”替代，这是新指针相关法案出笼的战略背景。战后长期以来，日本推行的是“富国，轻军备”的发展战略。进入90年代后，经济羽翼的丰满及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，导致日本国家发展思想的重大调整。新政治保守势力认为，日本不应该是“经济一流”、“政治三流”的“小脑袋恐龙”，而应修宪、强兵，走“普通国家”路线，其实质是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当政治大国。这是日本国家战略的转轨，并由此决定联美入亚，把“突出军事”上升为“现阶段的大政治”。
在地区安全战略上，日本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，提升战略地位，将军旗打出国门。以地区为中心观察可以看出，日本安全战略的前提是“周边事态”及“动荡因素”。在此逻辑下，日本对日美安全条约重新定位，对防卫合作指针重新定调。其“新”意主要有三：第一，主要功能从“专守”日本转为介入地区冲突；第二，日美军事合作空间从远东”拓展到“周边”；第三，对美合作从单纯提供军事基地的静态参与转为实战的动态合作，为此增加了40多项军事合作项目。《周边事态法》使日本得以“名正言顺”地贯彻新指针，日美同盟因之发生了部分质变，成为地区性实战同盟。日本不仅要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和资金援助，自卫队也将进入公海协助美军行动，日本政府和民间也要对美军搞后方支援。
在军事政策上，日本进一步增强军备，脱离和平轨道的危险性增大。新指针相关法案的出台，既是战后日本突出军事思潮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的结果，又是一条新军备扩建道路的开始。从70年代后期起，日本在美国压力与国内鹰派的动力作用下，加快了军备步伐。一步一步、扎扎实实地加强军事力量。1981年铃木内阁提出了防卫1000海里“海上运输线”的承诺。1982年，中曾根内阁作出加强防卫力量，与美国分担安保作用的承诺。1983年中曾根访美时，扬言要使日成为“不沉的航空母舰”。1991年4月，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艇战后首次被派往海湾，1992和1994年又分别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入柬埔寨与莫桑比克，不断地实现零的突破。此次相关法案的出台更是拓宽了自卫队的“武台”。因为，当日本根据《周边事态法》认定周边“发生了”或“将发生”武装争端，美国绕过安理会动武时，自卫队将承担运输武器、弹药的“后方地区援助”及救助美军的“搜索救助行动”。从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情况看，现代战争很难区分前线和后方，参战即是军事力量的外向攻击反应。人们不禁担心，当日本觉得战争之矛不够长、不足以实战之用时，将是一轮军备更新的开始。
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。
首先，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，意味着日本地区战略角色的定位和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强。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双边同盟和前沿部署是其亚太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。新指针相关法案所确立的新的对美合作体制表明，日美正在搞一个跨世纪安全工程，使冷战工具的日美同盟适应亚太安全新格局。这实际上是北约的“亚洲版”。
其次，日本和亚洲各国的信任关系除历史问题外，又进一步增加了不安全感。
此外，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通过，为“台独”或“独台”打气，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。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保条约中有一个“远东”概念，1960年日本将其定义为“菲律宾以北与日本周边地区，也包括台湾和韩国”。日本官方虽表示所谓“周边”不是地理概念，但内心都是肯定这一概念的。否则就很难解释，为什么不明确表示不包括台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两年来，台海关系中的日本因素越来越浮出，台湾分裂主义势力认为日“想在台海问题上扮演一定的角色”，因而欢迎相关法案，这足以反映出这套法案严重伤害中日关系，与日本政府“一个中国”的方针背道而驰。
